温州信托梦

    新世纪以来第一家新设的信托公司，或许将在温州落户。

　　9月底，温州首次公布了4类9家由民企发起或升转创办新型金融机构的名单，其中，由上海均瑶集团主发起成立的信托公司名列其中。按温州市金融办的要求，这9家企业的筹建报批工作已在10月20日前完成。按照程序，这份名单目前正在等待银监会审批确认。

　　自1998年启动第五次整顿以来，信托行业共有200多家信托机构退出市场，自此之后，监管层对素有金融业“坏孩子”之名的信托业持严管态度。十多年来，全国没有一家新设立的信托公司。

　　借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之机，手持“金改”尚方宝剑的温州终于大胆向银监会投石问路。当地金融界人士对此次审批寄予厚望，视之为“金改”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温州所投出的石头砸向的是“国家包办一切的时代”，而新设一家信托公司所面临的困难只是温州所面临困难的一个缩影。

　　温州的期待

　　“集团领导批示，鉴于目前此项目处于报批阶段，公司没有过多的信息可以披露，等项目有了名目后再与您联系。”上海均瑶集团品牌部高级经理在回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要求时称。

　　为了解本次上报后获得批准的把握，本报记者采访了同在审批名单中的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云。陈开云表示，此次上报的金融机构能否获批，“市政府吃不准，我们更吃不准。温州市只是推荐，还要靠银监会批。”

　　对拟发起新设信托公司的均瑶集团来说，困难也许更大。遍观由国务院批准、作为温州“金改宪法”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十二项任务中，对信托未置一词，仅含糊提到“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

　　可以作为均瑶集团参照的是，此前招商银行和珠海国企在横琴联合筹建新信托公司一事迟迟未获进展。2010年4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批准在珠海横琴试行金融创新的十七项请示，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四项“可抓紧办理”的政策，其中一项甚至明确提出，“允许筹建或引进信托机构”。

　　成立信托公司阻碍重重，但尽管如此，也无法遏止温州对成立本地信托公司的期待。

　　“从投资角度来说，温州是著名侨乡，很多海外华侨都有大量闲置资金；其次，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累了巨大财富，有巨大的进行投资理财的需要，而通过信托公司恰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从融资的角度来说，信托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渠道，是受到企业欢迎的。”长期从事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研究的周德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温州市政协早在6月份完成的一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调研课题报告》中就已经提出，“温州具备开展信托业务的适宜土壤，拥有设立信托公司的广大客户群体、人才储备和战略投资者，非常适宜设立信托公司。恳请省政府向银监会争取支持，使温州获得重新设立信托投资公司的许可证。”

　　信托业内人士对将信托制度拓展到民间金融活跃的地区充满兴趣。

　　“信托的制度比较灵活，而且它是使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事。”用益信托首席分析师李对本报记者表示。

　　普益财富研究员范杰对本报记者分析，由于信托制度有财产隔离功能，信托关系的引入能够避免借贷危机的蔓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实业的冲击。“民间借贷还是一个借贷关系，信托这一块是信托关系。从法理上讲，信托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投向的公司濒临破产了，债务人不能影响到资金投入的项目，只能影响到受益权，不能对信托公司进行诉讼。”

     本地信托公司的“试验”意义

　　“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去牵这个头，搭这个线？我觉得应该从整个金融机构的完备性上去考虑。因为不管其他机构怎么发达，信托机构暂时还不能被其他金融机构替代。特别是投向实业这一块，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而更丰富的金融形态对温州的发展有好处。”范杰对本报记者表示。但范杰同时认为，尽管如此，温州并没有必要设立一家本地的信托公司。

　　“我觉得支持本地金融环境的话，你也可以和异地的信托公司去谈，不一定要让本地的信托公司来做。我们发现现在的一些信托公司异地业务做得非常好。比方说，在上海，就有一两家不是上海本地的，也做得很好。所以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因为如果是在我的辖区成立，也许会对信托公司的控制要多一点。”范杰说。

　　周德文对此有不同观点。周德文认为，温州金改事实上是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改革标本，其价值不在于为当地谋取特许政策下的实利，而在于打通审批壁垒，“总结出民营信托公司的经营模式”。

　　“这次《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信托，但是我认为，它也是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周德文说，原来的信托企业都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如果给民间资本以同等机会进行竞争，把大量的华侨的和民间的金融资本通过信托平台积聚起来，信托行业一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

　　监管之惑

　　自2007年以来，信托行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07年，信托业受托资金金额尚不足1万亿元；2012年6月末，信托业受托资金金额已经达到5.54万亿元。

　　“信托的市场很大，新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对现有的信托公司冲击不会太大，因为市场还是在向前发展的，业务还有很大潜力。”李表示。

　　然而，目前仅有66家信托机构获准经营信托业务。但根据 《信托法》与《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列出的要求，事实上达到发起设立的资格并非难事。

　　为什么十余年从未新设信托公司？所有的问题仅仅在于银监会的批准。

　　信托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信托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数家信托公司的破产出现过严重的支付危机，随后受到严厉整顿。在这次整顿之后，只有少量规模较大、效益好、管理严格、真正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信托公司被保留下来。

　　“没有哪一个行业被如此整顿过。为什么？因为只有信托公司能拿到"全牌照"，容易走偏。这样的话，监管层当然希望把数量控制下来。”范杰说，“监管层在批准设立方面的要求甚至比法规要求的更高。”

　　李也认为，不新设立信托公司并没有一个法规规定，只是临时的一个政策，监管层实际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从结果上来说，这种严控事实上却起到了一定的控制风险作用。

　　“问题在于，新设信托公司的闸门银监会如果放开之后很可能会挡不住了，许多大的银行和央企都希望获得信托牌照，所以应该很慎重。每一个大的公司和央企背后都有相当大的能量。”李说。

　　可是，对于有能力做好风险控制的民营企业来说，“不新设”的成例显然成了难以突破的壁垒。

    试验区内难试验

　　“到目前为止，金改之所以没有取得重大突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没有松绑。”周德文在反思温州金改迄今为止的成败时表示，“尽管国家设立了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但是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特别是金融的监管部门，如银监会，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结果是既没授权也没放宽，民间借贷进入金融领域依然受到重重限制，而这样一来，底下就没有办法做。”

　　以信托行业为例，周德文认为，民营企业应当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信托业受到同等的待遇，如果申请资格达到要求，不应该无故搁置其设立申请。

　　事实上，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几年来也在加强。原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柯卡生在今年8月指出，随着 “一法三规”监管框架的建立，信托业科学、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

　　“2007年全面实施的各项制度改革为信托公司科学、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信托业不仅探索、破解了功能定位的难题，并在全行业树立了严控关联交易，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分离，以及合格投资人等一系列科学经营理念。”柯卡生在上述演讲中表示。

　　这对于逐步放开审批限制也许是个好消息。

　　但是，试验区内无法自主进行金改试验的窘迫现状，也让周德文这位代表温州向温家宝总理首提金改的中小企业利益代言人有些焦急。

　　“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了阻力，我认为要进行修订、完善。但是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部门事事都要请示汇报。难道叫上级违反法律批给你？本来就是批给你做金融改革试验区的，你拿着尚方宝剑大胆去做，做错了再回来，总结经验教训。”周德文的话语里颇有些无奈。

　　“现在温州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都期盼十八大召开。期待十八大之后能够出台一些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国有企业能够进入的，民营企业也应该允许进入，进行公平竞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老百姓创业的积极性，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